儒道传统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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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道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表现出以下鲜明特征:对“道”的追求和责任、“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有责任感,极度注重修养,有忠君颂圣的思想。 道家思想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更加逃避现实、逍遥自在。 其积极性在于,道家“无为”思想使传统士人在事业不顺时能够采取辩证的态度,保持平静。 面对逆境和挫折,道家对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塑造了士人的审美人格; 消极之处在于道教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很容易使中国知识分子患上“佝偻病”和“佝偻病”。 “精神分裂”,倾向于跟风、跟风。

关键词:儒家、道家、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身份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文学理论主体身份研究”(10BZW009)的阶段性成果。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海外研修项目”资助。

中国有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 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共性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传统。 另一方面,它的精髓也像基因一样融入了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中。 它们普遍代代相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闪烁着灿烂而不朽的光芒。

一、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

儒家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 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塑造最为深刻,在他们的品格特质、价值观和精神人格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具体来说,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征。

首当其冲的是对“道”的追求和责任。 尽管许多学者对“道”有各种解读和阐释,但总体来说,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精神上的超越。 孔子曰:“虽为学者,不足以为学者”。 (《论语·先文篇》)因为读书人不以世俗的名利为人生理想,而以理想的天人之道为目的。 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对超越的真理和价值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具体理想世界的想象。 因此,儒家知识分子在现行政治体系中的表现就是追求一个有“道”的世界。 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从天子来;无道,礼乐征伐,从诸侯。十代不失,从官不失五世之望,从随臣奉国令,不失三世之望。天下,政不治于官。天下有道,百姓不议。”(《论语·季氏篇》)

其次,“道”的核心是仁。 儒家的“仁”是指仁义,意思是“欲立己,则能立人;欲成己,则能助人”。 (《论语·永业章》)这种仁,不限于家庭、血缘、种族等客观外在条件的约束,是一种大爱、博爱,是崇高的目标。以及学者、君子所追求的行为榜样。 所以孔子说:“有志之士,仁者,不求生而害仁,而自杀而成仁”。 (《论语·卫灵公》篇)孟子将孔子的“仁”观进一步发展为“仁政”思想,努力建立一个“民为重,历代儒家学者都主张兴王废霸,因此,儒家知识分子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抱负。最后,“道”所追求的超越不是在彼岸世界,而是在人间世界。与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超越现世的宗教不同,儒教注重的是对人类秩序的安排。”季鲁问道。鬼神。 孔子说:“不能侍奉人,怎能侍奉鬼呢?” “敢于问死。” 他说:“不知生,焉知死?”(《论语·进篇》)孔子看来,人间的事情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他不关心死后的事情。人之道与天之道相似,世界合理排列的秩序,符合宇宙生生不息、和谐自然的规律。因此,儒家的“道”注重生命在这世上。

其次,有政治参与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即“治国平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儒家知识分子虽然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但他们并不是超然的旁观者和世俗之人,而是“事事家、国、天下”的积极的世人。 不仅如此,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前辈”。 天下忧时忧国忧民的意识极其强烈,天下大喜时忧国忧民的意识极其强烈。 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执政思想和政治抱负。 到最后,没有人认出他来。 英雄,孔子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他转而传道授业。 孟子还周游世界宣扬他的政治思想。 事实上,立德、立功、立言,是每个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三个不朽的梦想。 立德,立功失败才转向言语。 因此,虽然成仙之路千差万别,但都指向现实世界和当代社会。 可谓心之所思,世界之所想。 这与现代社会分工后的职业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 不同的。 陈来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呼唤’和‘政治的呼唤’与士大夫并不冲突,而是自然融合的,因为作为学者,他们能够感受到学术的气息。作为官员,他们服务于政治。 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社会职业体系中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子仲云曾将“士”精神传统概括为三个突出特点:“家国情怀”。 ”、以天下为己任、心系国家和人民;重荣誉、重诚信、讲诚信;以及爱国主义和忠君相结合的“颂圣文化”。这三点都可以表现出士人对政治的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

最后一点,儒家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修身,甚至把修身置于治国平天下之上。 究其原因,与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余英时曾借用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哲学突破”观点来论证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他认为,首先,“哲学突破”之后,文化体系从此与社会体系分化,变得相对独立; 其次,分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已成为新教义的创始人和传播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 ; 第三,“哲学突破”导致不同学派的兴起,从而再现正邪之分。 “哲学突破”导致王冠的学派分散为数百个思想流派。 儒家学者把维护道教视为立身之本。 但如何维护“道”呢? 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道”与“士”相处的复杂问题。 一方面,统治者为了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要对民众进行思想精神上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士人虽然自视正统,但无权士人真正与皇权抗衡,显然处于劣势。 为此,儒家经典反复强调“道”优于“士”。 孔子说:“信学,坚守良道,不入险国,不居乱国,天下有道,就会出现,无道,就会出现。”国有道,则贫贱,耻;国无道,则富而卑,贵则耻。” (《论语·太伯篇》)孔子认为,为了维护“道”的尊严,不应该为官而贪图富贵名誉。 显然,遵循“道”比遵循“潮流”更重要。 孟子更明确地阐明了“道”尊崇“力”,“古之圣王好善而忘权;古之贤人岂不亦然?乐而忘他人之力。故”君王、太子若不纳贡不礼,就不能见你。是这样的。你见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急着;不如你到时候提交如何?得到它?” (《孟子·心章一》)如果权力不符合道德,不尊重正统,那么士人就不需要低头侍奉君王,所以为什么说“道”是超越“士”?没有外在实权的支持,只能依靠自己崇高的内在德性来体现“道”的卓越和崇高。“为了使‘德’与‘位’平等,知识分子必须‘自高’、‘自尊’,以恭敬的方式表明自己的‘道’”。通过复杂而严格的教会制度和必须遵守的教义,但儒家的“道”并不是悬在空中没有支撑的,只有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才能被揭示并被内在的力量所抵消。由此看来,是否遵循“道”完全取决于读书人的自觉性。 这是个人道德的自觉修养。 修不修,没有外在的限制。 因此,就会出现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虚假的贵族。 士大夫。 然而,道德责任仍然是学者们的基本原则和主流。 因此,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学者的声誉。 讲究荣誉和诚信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道德准则。

以上可以说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份上的正能量,但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忠君颂圣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权贵的奴隶,失去权力。 可贵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孔子说:“王是王,臣是臣,父是父子,子是子”。 (《论语·颜渊》)这就确立了儒家士人忠君的观念。 如果国王不实行仁政,士人大臣就只能劝谏,无论如何避免不忠。 因此,历代许多忠臣、士人,最终因为坚守道德、忠言献策,最终触怒了皇帝,成为阶下囚或头部脱臼。 这种带有愚忠感的忠君颂圣的思想,就像是隐藏在中国知识分子基因里的隐疾。 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给社会带来危害。

二、道家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建构的影响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相信一句话:富则可以济天下,富则可以济天下。 如果你很穷,你就可以孤独。 这句话也很好的诠释了“儒道相辅相成”。 如果说儒家思想让中国传统士人成为立法者和合作者,那么道家思想则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更加具有逃避现实和自由奔放的色彩。

首先,道家“无为”的思想让读书人在失意时能够退隐世间,独居。 儒家学者试图以积极接触世界的精神来治理国家、做出改变。 为了彰显道教的尊严和高贵,他们对自身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世界上十个不如愿的人,就有九个没有“有所作为”的希望。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无为”来对待。 从根本上说,道家的“无为”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 《道德经》中有十二处提到“无为”。 总的来讲,老子的“无为”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 ,即“道”。 道家的“道”与儒家的“道”不同。 如果说儒家的“道”是人性的、社会性的、伦理性的,体现更多道德伦理色彩的话,那么道家的“道”则是宇宙性的、自然性的、本原性的,具有突出的本体论特征。 《道德经》云:“道可以是道,但不是道;名可以有名,但不能有名。天地无名之始,万物之母。故有常无欲观其妙,常欲观其美。二者同源异名,同曰玄,玄又玄,万奇之门。” (《道德经》第一章)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 三,三生万物。 万物载阴抱阳,气相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因此,“道”是万物之根、本源,是不断运动、变化的。 “无为”来自于“道”的无限性、永恒性、变化性和本源性。虽然我们经常把老庄并列,但两者在“无为”上其实是有区别的。老子“无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所作为”,就是“有所作为”,所以《道德经》被称为“王南面之术”。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变。 我好。“我清静,民自以为是;我无为,民富;我无欲,民淳朴。” “我学得越来越多,却一天天迷失方向,一次又一次迷失,以致我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一事无成,永远占据了世界。有事可做或无事可做就足以征服世界。”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统治者治国理政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不干涉人民正常生活,不滋生贪婪邪念,坚定人格。 修行应以顺应民意需要为导向,不扰民而滋养民,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老子的“无为”遵循“道”的规律,以退为进,以柔克刚。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辩证法的最高体现。 相比之下,庄子的“无为”就显得更加被动和逃避现实。 在庄子看来,万物皆同,“无非是,无非是,知己则不见,知己则能知”。 故曰,其由其所生,其所因亦因。 这就是人生的格言。 虽然,只有生才能导致死,只有死才能导致生; 只有这样,才不可能,才做不到; 因为它是因为它不是,因为它不是因为它是。 (《内篇·七物论》)从道的角度来看,没有是非、生死之分,只是主观思想的不同。如果我们能用“道”来观察事物,观察“道”用“心”你会发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一”。

长期以来,道家“无为”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身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无为”的思想使传统士人在事业不顺的时候能够以退为进,保持低调,不急不躁,不气馁,以辩证的态度、平和的心态面对形势。 逆境和挫折。 一般来说,这种逃避现实的现象大多是由于出生不合时宜、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等原因造成的。 学者们采取这种非常规的逃避态度,也是对残酷社会无声的批判和反抗。 但另一方面,道家“无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道教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患上“佝偻病”和“精神分裂症”,倾向于追随他人、追随他人。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典型人物不胜枚举。 有的意图不同,唱着超凡脱俗,扮成老人、村民,同时忙着攀龙爬凤、升官发财。 向南的捷径,随时准备投入你的怀抱。 《旧唐书·归隐传序》云:“吾身在江湖,心游魏宫之下,请君射利箭,假石壑,以捞功名”。 ,退无肥而逃,无需援时而入。有了此器,山移海鸟欢笑,却还不够。”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审美自由人格的塑造。 与儒家重视社会伦理不同,道家更重视自然审美人格的塑造。 如果说儒家的修养是通过个人不断的反省、克制和修行来实现的,那么道家则通常是在自然山水之中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 道家思想追求心灵的超越和自由,具有浓厚的审美自由精神。 老子的“道”本身就包含着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 《道德经》云:“万物混杂,先天而生。寂静。孤独,独立而不变,行而不死,可以为天地之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这个词是道,强名大,大为过,过为远,远为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也大,有四大领域之物,王为其中之一。人随地,地随天,天随道,道随自然。” (《道德经》第25章)但老子并没有具体化“道”审美自由的内涵; 这部作品是庄子完成的。 庄子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超脱,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无”原则,即“至人无己,神无功德,圣人无名”。 (《内篇·逍遥游》)只有挣脱世俗名利的束缚,不关心别人的评判,不关心各种世俗价值观对人的规定和约束,回归本源。大自然可以让我们获得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 显然,庄子提出的自由境界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 这种境界超越了世俗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教条。 是能“乘天地之正气,抵六气之辩,游于无穷”的完美人神。 人和圣人超越一切有限的束缚,达到无限的自由。 在《大师》中,庄子描绘了一个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真人形象。 他“不反抗少数,不成为强大的人,不砍倒别人。如果是这样,他做了之后就不会后悔,而且会不满足。但是,如果在攀登一个高度时,一个人不颤抖,入水不湿,入火不热,知升虚道者如此……睡无梦。醒来无忧无虑,吃得不甘心,呼吸深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生不懂得恨死,出来的时候并不愉快,而且已经不远了来而去,来而去,不忘初,不求终,得之而乐,忘而复之,此谓无功者。以心之道,不与人助天,谓之真人。” (《内篇:大师》)真正的游走于天地之间的人,已经超越了世俗的束缚,不被物质或情感所奴役。 能呼吸风、喝露水、游遍世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和向往的理想状态。

道家对审美自由的追求,影响了无数在儒家事业中奋进的士人。 从退隐田园的陶渊明,到热爱山水的谢灵运,从心胸宽广、超凡脱俗的苏东坡,到一心报国的吕方翁,道家思想已成为儒家思想的最佳形式。 补充的是,它为读书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寺庙与山河之间、为官与隐居之间的挣扎与苦恼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平衡与慰藉。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弥合“人格分裂”。

(作者简介:李旭,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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