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国家祭拜的力量 中华民族自强前行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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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中原是黄帝出生并创立伟业之地,黄帝是黄河文明的缔造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之光耀古今,黄河文化、黄帝文化、黄帝故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成为华夏儿女认同亲近的民族标识、炎黄子孙团结联合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自强前行的力量源泉。

国家祭拜的力量  许嘉璐

拜祭先祖,其来有自。从甲骨文时代就有文字的证明,延绵至清末,始终未断。纵观古今,拜祭的形式随着时间、世情的变化而有所演变。这种演变,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为何拜祭先祖,没有改变。

炎黄文化成型于农耕时代。农耕生产的发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继承。重继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

拜祭黄帝有没有特有的意义呢?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发展了、普及了。中国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很不相同。这种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实在”(神),以及今天我们生活中时时可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假设,都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性来确证。

我想用下面四项来说明:黄帝的事迹超越了口传历史;具茨山上种种考古发现文物的佐证;黄帝的遗迹不限于黄陵县和新郑,河北省多地也有黄帝的遗迹;通观历史上对黄帝的记载和叙说,神话少而事实多。

所谓“超越口传历史”,可以从重新阅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赞”开始。“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这篇“赞”,说明司马迁已经把他之前的种种口传历史超越了,口传、文献、亲验相结合,落到他的著作中,传到今天。换句话说,司马迁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再来谈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参与和支持下,进行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岩画协会联合会于2014年6月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具茨山岩画类型的微腐蚀断代,证明在4500年前就有这些凹穴岩画了。大家知道,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3400年。但是学者判断,到殷墟的时候,甲骨文已经如此的系统,不同期、不同坑里发掘的甲骨文字相通,这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这之前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发明、进步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出土的文物还不能够理出一条线。

同理,具茨山类型的岩画距今4500年。根据现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纪,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

黄帝遗迹,除了新郑市和黄陵县之外,在甘肃崆峒、河北迁安、涿鹿等地尚有遗存,迁安可能即“东渐于海”处,该地关于黄帝的传说、史料至今尚在。黄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遗痕,说明是整个部落的迁徙或征战。

还有一个现象,无论在河北还是在甘肃,传说中的黄帝的业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黄帝的业绩有多少是实在的,多少是口传的,至少我们可以相信,黄帝是人,而不是神。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历史传说和其他民族的创世学说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顶礼拜祭的依据。

我想提出三个建议:拜祭黄帝上升到国家级;拜祭定点在新郑;促进拜祭黄帝渐成民俗,甚至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华人社区。

国祭的意义,首先,黄帝是中华民族有史可考、建立初具国家架构、传说未断、最古老的历史人物,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一统文化的标记,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里程碑式的符号。

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要超越自己这一代,单靠经济不行,主要靠文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太抽象,应该有若干标记或符号。在我想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能当此重任:纵向说,历史更悠久的就是黄帝;从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将来拜祭孔子也成为国家大典。这样,国家级拜祭就是三项:黄帝、孔子、先烈。拜祭黄帝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拜祭孔子表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拜祭先烈表达子子孙孙要继承、发展民族自强精神。这三祭,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其次,黄帝的德业。司马迁提到了发展农业、关心百姓、发展交通、初定历法、勤于谋划,生活从俭。这些都是发展农耕的关键,似乎也是为今天所准备的。

再次,黄帝历来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炎黄”已经近乎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称呼,超越了、政党、信仰和意识形态。

最后,实行国家公祭,明共识、立信仰,向全球显示:我们自古崇尚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郑举行国祭,符合国际惯例。拜祭黄帝,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对象符号化、标记化,这也是国际惯例。

定点于新郑,有以下缘由:新郑地处中原,中华文化汇聚腾飞之地,象征意义更大;具茨山的背景和佐证,不会择非其地;拜祭古圣出生之地,也是古之常规。各种拜祭应有规范的礼仪、形式。拜祭黄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不易明确其礼制。从汉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郊(偶尔有四郊),到清,特别建了一个“景德崇圣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门内路北),规模宏大,合祀伏羲、神农、黄帝,一直到明太祖,共21位先圣。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通志》记载,唐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时”,太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认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级别太低,且“威仪有阙”,于是下诏让三公去拜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变成副祭。据《续文献通考》,明代历朝也只派驸马、都尉、勋戚大官在清明、中元、冬至到陵寝行礼。那么,皇帝在哪里祭?在宗庙。而且据史籍,规定宗室、百姓不得参与,所以特别允许宗室和百姓在城门外拜祭先帝和自己这一支的先祖。中国自古就有“私祭”,有制可循,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此,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做好:规范拜祭的礼仪,不废古仪又不悖时代精神;深入研究黄帝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促进立法,法在前,拜在后;普及黄帝文化,也许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新时期文化即将勃然兴起的信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来源:郑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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