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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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1

儒家伦理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自律、家庭伦理、诚实守信、亲和自然等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游戏规则。 和具有历史传承的伦理道德。

作者:刘健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南阳师范学院 473061 出版名称:高等函授教育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名称:JOURNAL OF HIGHER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xx 14(5) 分类号:B82-06 关键词:儒家伦理 传统文化 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 现代价值 2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20xx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经济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发挥了“世界发动机”的作用,将世界拉出了衰退的泥潭。 据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每对全球经济增长三个百分点,中国的贡献就超过一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崛起及其“世界贡献”受到各国称赞。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艾哈德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像机器那样受机械规律的指导。 相反,他们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 郑永年还认为,如果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建立,无论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也不足以推动中国的文明复兴①。

没有伦理秩序,经济现代化就缺乏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与,就难以实现社会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 中国是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发祥地,同样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韩国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或者说儒家伦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目标价值和驱动力价值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文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评述,以期为进一步阐明和探索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提供参考和启发。

一、论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形成一定经济秩序的过程。 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并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的某种平衡。 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式则是经济现代化的“自治”。 因此,伦理秩序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 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规定了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观和形式。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儒家伦理对于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 儒家伦理的伦理观和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为东亚国家指明了道路。 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概括起来,主要有“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说”、“情感价值内化说”、“价值渗透说”、“逆向精神动力说”等五种观点。

中国学者龚群主张“职业精神论”。 他从儒家伦理中的职业精神出发,认为儒家职业精神更加注重义利的统一,与现代社会对人们职业活动的要求高度契合,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有现代价值。东亚国家。 与传统的商业活动相比,明代商人的商业活动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夹道”观念上。 所谓“贾道”,是指商人的经营活动不仅是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而且除了利润之外,还为了精神利益。 这种将追求世俗利益的动机与追求价值和精神的动机统一起来的“甲道”观,催生了明代商人职业道德的诞生。 商业道德中诚实不欺、“以义取利”的伦理理念至今仍是东亚国家儒商的价值观。 除了商人之外,教师、医生的职业道德也影响着东亚国家相关从业者的职业信念。 “从现代职业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中的历史学家、教师、医生、商人的职业道德更具有现代意义”②。

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 他把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到世界各国。 他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是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的伦理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现代化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物质文明成就上,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归根结底,人的现代化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 相应地,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对于提升现代公民的人文精神具有独特的价值,而这正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 张海山批判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中强调“爱人”、“利人”的思想,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化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迷于物欲的人们。 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论有利于遏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猖獗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很多负面因素,但它的价值取向比只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和现代经济的发展。” ③

徐继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 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国民心理中,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 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情感价值。 徐继鹏举例说明,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影响随处可见。 终身雇佣制、年功制、公司内部工会被称为日本经营战略的“三大神器”,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 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理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坚持“价值观渗透论”。 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弟子”。 然而,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仍然渗透在其国民之中。 儒家伦理的影响力比任何西方宗教和伦理观念都强大。 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相关的所有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和普遍伦理原则。 然而,在这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态度下,日本人浓厚的儒家特色仍然有其潜在的作用。 他们坚信政府的承诺和说辞,相信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和努力。 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在东亚国家的土壤中扎根。 因此,赖绍尔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弟子”,但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孔孟弟子”⑤。

不过,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 中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日韩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上述国家的儒家伦理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在经济现代化进程初期起到了阻碍作用。 ,这是由于儒家伦理的反现代化偏见造成的。 不过,黄秉泰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 他提出了“逆精神力”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逆精神力。 只有经济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儒家伦理才能在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而且实际上会影响东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基于此,韦伯根据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儒家伦理对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反,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论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具有特定的伦理和价值取向。 东亚国家普遍把繁荣、文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观,我国也把繁荣、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关于儒家伦理对于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以陈家明、李复明为代表的“伦理地位论”和以森岛道雄为代表的“伦理取向论”。 。

中国学者陈家明认为,经济现代化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某种伦理精神。 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众多表现之一。 事实上,经济现代化的目的是形成某种现代性,并以某种现代性理念为指导。 总之,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不是一定的数字,而是一定的道德状态。 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

李复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了儒家伦理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李复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上,而儒家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人服从整体、私人利益服从的伦理主张公共利益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道德操守。 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达到的和谐境界基本一致。 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伦理方向,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道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取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原因。 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着称的现代化国家,儒家伦理中提倡的勤劳、俭朴的伦理理念不仅与日本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而且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 如果现代日本人不提倡勤劳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那么现代资本主义肯定不会在日本成功。”⑩

三、论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驱动价值

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认识到儒家伦理精神为日本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此,日本政府在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说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是决定儒家伦理、法律、法规和资本的权重,那么儒家伦理应该占5/ 10、法律法规占4/10,而资本只占1/10。 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定量评价虽然不科学,但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 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持以下观点:“转型动机论”、“内在动机论”、“伦理动机论”和“伦理资源论”。

中国学者夏振坤、张彦国提出“转化动力论”,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确实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 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虽然儒家伦理不能直接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性因素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可以通过某种改造和改造而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向海提出“内在动力论”。 他在比较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从非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人民从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求精神安定,对现代化的未来充满向往。 李向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表现出的意识和希望与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 前者完全是基于内部动机,而后者则是迫于外部压力。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而这正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 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和现实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麦克雷十分欣赏儒家伦理精神,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 麦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对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真诚忠诚的思想理念是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对集体和组织忠诚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国家。 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经济现代化道路。 儒家伦理“是日本等国家提高生产和效率的驱动力”。

亚当·斯密倡导“伦理动机论”,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何伦理观念都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自律”。 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就是伦理秩序。 亚当·斯密认识到道德秩序在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他把自爱、同情、自由渴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易货贸易相互转移等六种伦理动机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

其他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则主张“伦理资源论”。 他们把伦理观念视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可以产生巨大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 “它帮助个人就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当前制度结构中的角色做出道德决定。 伦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人心是有界限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可以直观地把握,人们就不会用伦理来认识和把握周围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一种工具,可以节省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的效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同样重要。作为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其他产品相比,“虔诚”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尤其依赖伦理建设和思想积累。制度安排可以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正因为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投资伦理教育来补贴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伦理成为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笔记:

①郑永年:《道德国家为何面临道德崩解的危机》,《联合早报》20xx年10月4日。

②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与伦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③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④徐继鹏:《传统伦理在日本近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⑤ 埃德温·康希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⑥黄秉泰:《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⑧陈家明:《中国现代化视域下的儒家道义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9期。

⑨ 李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⑩森岛道雄:《日本为何“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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