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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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琳陈旭东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一度繁荣并充满辉煌的成就。 它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思想要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合理的核心和积极的要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创造了如此多的科学技术,但现代科学的诞生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中国。西方? 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还有一个谜团:中国古代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为什么现代经济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中国的经济思想没有发展成现代经济科学,而是要向西方学习?介绍一下经济学。经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早已走在世界的前面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匮乏问题,因此,以资源稀缺和竞争为主线假设的经济学并不发达。易纲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发源地从经济思想的学术背景来看,中国传统学术更关注事物内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 他们缺乏对范畴的详细研究和共同话语范式的构建,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 思想理论形象的清晰度。

事实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蕴含着许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分。 孙中山甚至在1912年就提出“经济学最初起源于我国”。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笔者另辟文章论述。 这里我只介绍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成就的认可。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希格在陈焕章《儒家财务管理》序言中指出,儒家“是一个伟大的财务管理体系,一个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体系”。 陈焕章博学中外、古今。 他的专着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解读儒家经济思想,无疑为国际学术界系统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大门。 凯恩斯在1912年的《儒家金融》评论中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中国学者如汉代贾谊、宋代元勰、宋代叶期等”明代“早知格雷欣定律和数量论”。

除了儒家经典中经济方面的广泛宣传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以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和认可。 1966年9月,哈耶克在香山会东京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话是“吾无为而人己变。吾爱静,而人则变”。自己纠正。” 这句话代表了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 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也对道家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 在他看来,庄子重申和发展了老子的“清无为”思想,是第一个发展“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发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哈耶克走得更远。主意。 提前时间。 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史记·霍英传》中“看不见的手”的等效隐喻:“水趋向下”,而斯密在创作《国富论》之前访问过法国,杨推断史密斯是直接从德奇和他所认识的两位曾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那里了解到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也必须承认,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许多经济概念,我们会发现它们往往缺乏一致的定义。 可继承的学术传统。 而且,在强调实用主义、轻视投机的思维习惯下,古代思想家很少将这些零散的经济思想归纳演绎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体系,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停留在直观、肤浅的经验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抽象和思辨的理论层面,未能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没有现代意义呢? 很明显不是。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第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第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经济学派的建立提供思想牵引。第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哲学基础。

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借鉴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注重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蕴含的深层核心和基本精神,并进行必要的现代改造和阐释,可以为判断、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和路径。 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在挖掘、整理、展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遗产的同时,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古今之用。向当下学习,向世界学习。 功能。

就改革而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曾有过几次改革转型,其中蕴含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世界时代变了,改革正当时”。 (《吕氏春秋·查晋》)历史上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莽变法、北魏孝文帝变法、刘焉变法、后周世宗变法、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1898年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等等,这些改革都是在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对现有体制机制束缚的突破。 历史学家们研究并评判了它们的利弊。 全面深化改革大有裨益。 正如钱穆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的那样,“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改革已经成为一场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必然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变革。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必须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仅仅朝某些方向进行零碎的制度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于当前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无为而治”并不是道家的专利,也可以在儒家思想的根源中找到踪迹。 早在《论语·卫灵公》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子曰:无为而治者,如舜也! 奈何? 唯自尊,面朝南方。” ” 在汉初学术整合的背景下,黄老之的“无为之治”思想以道家“无为”理论为基础,也融入了儒家“无为”思想的元素。 基于此,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说”,其本质是给予和保护私人从事农业、渔业、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的自由,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民富国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 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类似。 在个体利己的现实下实行“简单自然的自由制度”,自然会达到一个未必是利己个体的初衷的目标。 从而实现利己激励与利他激励的兼容共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 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不能过多地用“看得见的手”去干扰“看不见的手”。 因为这往往会适得其反,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使其无法集中精力去管该管的事。

贯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义利区分,对于扭转当前中国社会重利轻义、商业道德滑坡的现象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对立的,可以用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君子以义形容,小人以利形容”。 (《论语:仁》)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后利”。 有荣者,先利者,后义者。”(《荀子·荣辱》)孟子也主张:“何必谓之利? 亦有仁义。”(《孟子·梁惠王》)两者都把义与利视为矛盾的,强调重义、重利。与儒家思想不同,墨子认为“义是亦利”(《墨子经》1),主张义利一致。西汉董仲舒提出“端友不求利,明理不计功”(《汉书·董仲舒传》) ),强调道德与功利不能共存。理学盛行的宋明时期,也十分重视义与利的区分。“二程”、朱熹等理学主流流派仍然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德与功利是相互排斥的,梁、叶适等人的功利论则认为道德与功利并不矛盾。 功利体现在道德上,没有功利就没有道德。 叶适主张以利通义,“以成利,以通义”(《习学集言》)。 这实际上与市场经济强调经济与伦理的统一是一致的。 单纯依靠市场主体内在的道德规范不一定有效。 完善以利润为基础的激励机制,纠正经济社会秩序。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事实上,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很多与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相一致的思想成分。

创办中国经济学院并寻根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 中国人现在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创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的。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理论没有为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行不通。 因此,他们提出“创造中国特色的经济”。 并主张“不考察国家的意识形态背景,就不足以建立系统的经济科学”。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至今,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部分学者的学术呼声形成历史呼应。 例如,唐庆曾认为“学者们应该关注现在中国经济组织的内容,然后仔细审视过去中国经济思想的得失,并通过理论的成长来创造新的经济组织”。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想法。” 王亚南还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 他声称“‘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是我研究的重点’”。

对于是否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性、普遍性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 一些学者直接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说法。 基于此,我们认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建立中国经济学院或者中国经济学院。 在世界经济理论史上,曾出现过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瑞士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流派。 它们的起伏也大致反映了全球经济。 研究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这也伴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经济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作为转型社会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西方大多数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类似的经历。 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不是中国可比的。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深层次弊端,包括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也是西方前所未有的。 因此,中国经济学派的建立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土壤,才能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解释力、影响力和预测力。 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院呢? 谁应该创建它? 显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理论史上,不少经济学家在面对社会转型时提出了理论创新,并吸引了一大批学术追随者进行研究和提炼,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和革命。 中国经济学院的建立还需要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等一批伟大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学术界的继承、竞争与合作才能实现其目标。

经济学派的建立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已有充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许多先验的理论要素。 例如,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重商学派和法国重农学派就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资料。 二是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 现代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也经历了原始资本积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工业革命的长期发展过程。 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试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淡水源泉。 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进行了30多年。 再过20年左右,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必将积累足够的材料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一定有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要素和经验总结。 ,将为中国经济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学院的建立不应是“划出一条独立、特殊的研究壁垒”,而是在共性、普遍性的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 为此,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二是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三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 三者不可忽视。 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思想渊源,过去一直被忽视,需要特别关注。 正如霍奇森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种哲学文化的产物”,这就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 中国经济学院的发展和创新,也需要尊重和继承传统。 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些长期保存下来的基本要素,其历史积淀越深,产生的持久影响就越大。 比如,在现代经济学伦理回归、生态关怀的趋势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统一的伦理营养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尤其值得充分吸收。

儒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式管理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这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他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合理化发展,无法形成新教意义上的教义精神资本。 20世纪70年代,韦伯的论点受到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挑战,进而形成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余英时分析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指出儒家伦理也具有新教伦理“内世禁欲”的特征,具备资本主义兴起所需的条件,如如“勤”、“俭”、“理”贾岛。 当然,他也指出,这些精神要素必须与其他客观条件,特别是经历了“理性化过程”的政治、法律等适当协调,才能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儒家伦理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要素与一些现代因素的结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复兴。 这里的儒家思想是指中国传统各流派文化的融合。 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论证的一致性和严谨性。 儒家伦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在于其对宏观经济层面的推动作用,也在于其对微观管理水平的借鉴作用。 古代的管理思想一般都很简洁,但那些深刻揭示人性、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具有普遍性、永恒的价值,会穿透时空来激励今天的人们。 澳大利亚学者李睿智、李沃伦认为,“儒学的复兴已明确指出它将在全球文明的核心占据一席之地,将引领世界进入21世纪,并将很快成为21世纪管理的主流”。世纪。”

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特殊问题,不可能通过完全照搬西方管理模式来解决。 他们需要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模式。 台湾学者曾士强曾定义中国式管理模式,即用中国的管理哲学适当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心理行为特征,以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中国式管理是一种理性管理,最终目的是安民。 它更具包容性,提倡从个人修养开始,才有资格从事管理工作。 事业是修身、治家、治国的实践锻炼。 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文献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历代人通过治家、治国、用兵、经商、创业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传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可以为当今的管理者提供深刻的启发。 这就是中国管理模式的概念定义。 其本质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是融合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当然,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构建不能仅仅从经典文献出发,还需要关注当代企业的成功实践,并在理论上进行升华。

另一方面,西方管理模式也经历了一个回归伦理和文化的过程。 早期工业革命导致经济活动规模空前扩大。 在“工具人”和“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下,企业管理越来越机械化、制度化,越来越暴露出人性的异化问题。 为了扭转这种管理偏差,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管理科学阶段、企业文化管理阶段的发展和进步,使得科学思维和伦理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越是受到重视,就越是表明人的“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的人”等本质属性受到重视。 事实上,西方管理界对企业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也是从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开始的。 我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可以通过在企业中注入“仁”、“善”、“忠”、“诚”等儒家价值要素,弥补制度刚性管理的不足,推行人本管理。企业文化的塑造。 形成以人文底蕴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中国式管理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一度繁荣并充满辉煌的成就。 它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思想要素。 然而,随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分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逐渐落后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理论。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合理的核心和积极的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高度可通约性,中国经济学院应建立在可通约性的研究分析框架和规范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上。 这需要推动传统范式的转变。 否则,我们仍然会陷入传统经济思维的老发展道路,难以实现重大创新。

(程琳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陈旭东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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