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儒家思想是如何分化和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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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倬云

西周价值观的崩溃与儒家思想的建立

本章前半部分首先讨论中国的思想体系。 当然,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 在此之前,西周构建的封建制度及其支撑的观念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首先,周天子接受天命治理天下。 “命无常,德唯一亲”。 “命运”并不意味着特别偏向某一群体。 “天命”就是只选择一个对人民有利的君主,并委托这个君主来治理天下。 “天命”观念使得君主的地位远远超出了部落或族群的保护者的地位。 君主是道德的审判者,君主的行为是以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的。 “天见自己,民见他,天听他的民。” “听”将由人民来衡量。

其次,周朝的封建制度是分封外戚,以诸侯保护周朝。 诸侯不仅从周王那里获得权力,而且还必须经过大宗主周天子的中介,才能“登天听”,获得“上天垂听”的青睐。天命”。 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血缘关系的网络重合为一,政治统治与宗族两种制度的重合。

对于这个命题,殷商时期的史料表明,占卜必须由祖先和君王来传达,即祖先崇拜。 周代的封建制度比殷商的祖先崇拜更进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与祖先的权威融为一体。 这种现象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可以充分看到——通常包括两点:一是夸耀自己的功绩;二是夸耀自己的功绩。 二是追根溯源。 周代的封建制度与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同步进行的,直到孔子时代才转变为普遍的思想体系。

《易经》是中国人继承的又一重要遗产。 从这种解释和占卜的积累记录中,发展出一套二元互补的辩证关系——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唯有“变”是不变的。 千百年来,这套生活智慧不断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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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蕴含的生命智慧持续指引着中国人的思维。图为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片

《左传》有时会提到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叔象、子产、石墨等,这些人物在各个层面上传达着相似的价值观,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先驱。 虽然我们无法从他们支离破碎的文字中重构出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与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乐崩溃了。 随着西周王朝的灭亡,西周封建制度只剩下一个空名。 事实上,东周各诸侯都在各自的封建领地谋求发展,相互竞争,求胜。 他们发展的实力,掌握的资源,成为了胜利的条件。 西周封建制度原本所依赖的整个价值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 。

大崩溃时,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把基于理性道德建立起来的制度视为自己的家和生命。 世界可以遵循、也是他所期望的行为准则。 一群有着相同理想的人聚集在孔子的麾下。 他们要么是封建制度的臣民,要么是没落的贵族。 他们也有同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在寻找自己的思想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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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彩绘帛书《孔子圣物图》中的《老聃问礼》描绘了孔子向老子请教、学习礼乐的故事。孔子为中国后世奠定了思想脉络。几千年来。 这是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

孔子的弟子,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派。 相反,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了一套思想体系。 从一开始,孔子关注的就不是个人“自顾自”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种相处之道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道”是孔子心目中永恒的、普遍的原则。 即便是至高神“天”,也只是“道”的体现。 “天”和“道”是同一身体的两个侧面。 尽管上帝的力量和永恒普遍的原则是抽象的,但“道”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到人事上,就是支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确立了人与人相处的维度和标准。 孔子总结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 这是人类和社会的知识,不是当今学术界的认知知识。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特点,这是中国和西方在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区别。

儒家思想中的“兴民”与“兴民”

孔子的弟子据说有三千人,实际上不到三千人。 其中,真正成功并在各自领域做出贡献的,只有十、二十人。 他自己认为他的弟子分四类:德行、政治、语言、文学。 这四个学科各有杰出代表。 德是修养,政治是为人民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递信息,文学是写作能力,语言和语言都是用来传递信息的。

这四门科目中,有三门比较实用,都是以处理世事、侍奉公职、安定百姓为目的。 在儒家思想中,“平百姓”和“抚民”是两种志向。 “人”是指自己周围的人,“百姓”是指天下所有人。 因此,儒家关心的对象不仅是国家公民及其福祉,而且是全人类的福祉。 这是一个普遍的、永恒的价值理念。 在他们心目中,有志之士必须“修身”,即整顿自己,才能进一步“安民”。 这是最高境界,就算是远古的“圣王”也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和群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而且必须是一致的。

孟子将孔子更为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展为一种相当抽象的哲学。 孟子思想的基础是将人性与天性结合起来,作为两个相互呼应的永恒关注点。 故人心必仁,天心爱世亦必仁。 天道与人道、个人与世界,都是连续不断、密不可分的关系。

孔子、孟子或者其他儒家思想并不只是为了思考而思考,更是为了给世界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 儒门弟子们忙着到处游说,希望君主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让世界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加安逸的太平幸福。 当然,他们也必须坚守自己的哲学主张: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为世界带来和平。 后来儒家把它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只有一步步提高自身修养,才能参与到增进各群体福祉的事业中。 人们必须努力耕耘、修身养性,并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为他人、为人民带来和平。 先安定亲族,让他们和睦相处,然后才能安定民族,才能治理好国家。 最终目标是世界和平。

这一套理想并非当时儒家所独有。 与儒家并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杨朱,虽然表述不同,但也有类似的忧虑。 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认为人必须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不偏待人,平等对待每个人。 墨家子弟为了让这个世界走向绝对的和平而努力奋斗。 墨家可能是从孔子衍生出来的,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良和人对天的“同”。 这原本是善意的,但最终却成为了对权威的等级服从。 最高权威是天,天子与天“同一”,圣人与最高圣人“同一”。 因此,墨家为了趋善,不可避免地抹杀了个体的自主性和个性。

至于杨朱他们,他们选择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相信每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为了“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并且没有任何代价可以购买或毁掉“仁”。 拔一根头发造福天下,不要为了自己而伤害别人。 杨、墨其实是儒学的左翼和右翼,各扮演着儒学关注的一个方面。

儒家分裂并受到道家影响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期。 孔子的主要宗旨是:无论是为自己行善,还是为天下行善,都应始终以“善”为中心。 四科中,最重要的“德”和“政”,无非是个人或群体向善。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因欲望而丧失性善。 在杨、墨之说盛行于世的时代,孟子必须努力坚守儒家的本质,主张崇尚性善,消除可能的恶。

由此,儒家思想开始出现二元区分。

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后期。 在善恶二元对立中,他特别关注“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培养的”问题,主张“善的本性是虚伪的”。 其实,他所说的“伪”并不是假装的意思,而是指“人为的努力”。 人性可以是善的,但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诱惑而陷入邪恶。 人要向善,就必须努力修养自己。

从政治上讲,治国是实现和平的最重要阶段。 荀子的许多言论都讨论了一个好国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如何走向这种状态。 孟子和荀子都是从善恶的二元性出发,但他们都指出,这些二元性是可以在两极之间相互转化、演化的。

荀子的弟子中诞生了所谓“法家”理论家。 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政治家的实践经验,将其综合成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 另一位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了制度。 儒家四大学科中的“政事”学科最终发展出了政治理论和实践,让儒学在随后的几千年里发展成为仅次于皇帝制度的文官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这部分。

儒家真正的对手是道家。 老子、庄子末世都是在楚国境内发展起来的。 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密布,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截然不同的景观。 楚文化的南方传说体系也表现出与北方体系不同的风格。 南方的神灵都活跃在山川之中。 英俊的诸神,优雅的女神,还有众多灵活的精灵,都是传说世界中的人物。 北方的生活是艰难的,每个人都必须克制、节制,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界限; 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因此有表达自己的空间。 南方人活泼、自由。 个人有更多的自尊并获得更多的尊重。 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而不是与自然对抗的。 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思想注重尊重个性,甚至抛弃集体,不希望强大的集体阻碍个体自由。 他们还主张“自然”方式不能是绝对的。

老庄讨论的出发点与北方自然环境产生的观念有很大不同。 关于“实”的本体论,老子认为“有”源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之中; 庄子认为,测量和判断的角度不同,观察到的结果就会不同。 老子的“无所谓”和庄子的“相对论”都提出了绝对真理的替代方案,并否认思想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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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有”源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 他的思想对中国人民几千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为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老子》

“归纳论”兼容儒、道、佛

秦帝国建立后不久就崩溃了,但秦朝的遗风却在汉朝得以延续。 汉初,儒家思想并未与皇权体系融为一体。 进入汉代后,帝制已经不能再回到封建制度了。 必须有一个政府和一批有能力的公职人员,儒家思想和皇权才能合二为一。 儒家思想提供了治国理论,皇帝制度继承了周朝的“天命”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依据。 这个组合中最重要的枢纽就是汉代的巡检考试制度,下面将详细介绍。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 儒家所关心的诸如命运、道与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人性与人体的关系等,都被董仲舒编织成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玄学体系。 董仲舒的“归纳论”是一个庞大的多层次体系。 这个系统的第一层覆盖了整个宇宙,第二层就是人类世界。 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区和社区是另一个层次,甚至一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和其他器官都是在同一层次上的。 个人在上述每个级别都具有一定的地位。 从人体内部层次到宇宙层次,每一层次都贯穿着上下层次。 各级各部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 任何级别的部门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只有各部门的力量相互呼应,才能达到最佳的平衡。 同样,层次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 所以,在整个庞大的体系内,人是无处可逃的。 人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点,但这个小点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行。

董的形而上学“系统论”与当今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化学结构、生物细胞结构、社会中人的分析、现代科学宇宙论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然,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建构,并没有得到科学验证。 董仲舒构建的儒家思想体系渗透到中国文化中,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思想。 他的理论也使儒家出身的公务员具有道德勇气和自觉的使命感,致力于“治国”,向往“太平天下”。 但回望过去,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儒家文官真正达到了上述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为了个人名利而甘愿侍奉专制君王呢?

汉代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精神,并在法家实践的范围内加以实施。 汉代所谓“外儒内法”,是指外部以儒家思想装饰,内部以法家思想为专制内容。 在社会层面,通过考察晋升制度,公务员制度也形成了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机制。 这种自我提升可以不断平衡社会精英,整体上有足够的力量与皇权抗衡。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衡。 儒家的这种存在,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儒生不是祭司,但具有祭司的职能。 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是这一权威体系的延续。

通过这些儒家学者,儒家体系不断更新,吸收了更多的思想。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教的思想体系确实非常相似和兼容。 这两种超越世界的思想和儒家的入世思想也形成辩证关系,相互兼容。 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 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在年轻时积极进取,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晚年体弱时,或面对不该做的事时,应保持冷静、淡然。

儒、道、佛的融合,使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中国社会结构也时时发生巨大变化。 然而,儒家思想及其相应的佛教和道教却长期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 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鲁王心学相继出现,修改了儒学的内容。 他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是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这股主导力量才慢慢衰落,如今几乎已经消失了。

天所见如民所见,天所闻如民所闻。 这出自《尚书·太史》,意思是:神所见的,是从我们人所看见的,神所听的,是从我们人所听见的。

忠诚与蜀儒伦理思想. 在孔子的理论中,“忠恕”是践行“仁”的方法,是贯穿孔子全部伦理学说的重要思想。 “忠”需要积极的行为,“宽恕”需要尊重自己和他人。

仁是古代儒家思想中含义十分广泛的道德范畴。 原意是指人们彼此相爱。 孔子讲的“仁”以“爱人”为核心,包括尊重、宽容、信任、敏、利、智、勇、忠、恕、孝、兄弟等。

杨朱是战国初期哲学家,魏国人。 相传他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伦理思想,主张“养己”、“重生”,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全,反对他人对自己和他人的侵犯。

察局 汉代选官制度。 他们由大臣、诸侯、刺史、宰相推荐,经考试后被任命为官职。 始建于武帝年间。 其主要科目包括孝义、道德文学、学者等,是汉代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哲学家、近代经学大师。 历任郎中、江都宰相、胶西王。 着有《春秋繁露》(可能为后人修订)、《董子文集》等。

形而上学在哲学史上是指研究经验之外的超感性对象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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