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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思想文化界有复兴儒学的趋势。 如何看待九十年前五四时期的先贤们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如何认识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重构,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在21世纪的作用和前景,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学术界之中。

近年来,儒学和儒家文化受到关注,学术界乃至社会掀起了一股儒家热潮。 在此,笔者分析了有关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几个热点问题。

■儒学在当代中国正在复兴吗?

关于儒学的复兴,在20年前的中国,那是天方夜谭。 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上,当代著名新儒家杜维明感叹“儒学衰弱,花果散落”,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则提出“儒学灵魂游魂”的理论。 ”,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然而二十多年后,中国兴起了儒家复兴运动。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儒学复兴有以下十大标志: 1、儒学学术会议不断,影响深远; 2、儒学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涌现; 3、各种名目儒学、国学讲堂、论坛风起云涌。 这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 4、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 5、民间修葺孔庙、孔庙,兴办孔子学校,举办纪念孔子活动已成为普遍现象; 6、孔子及著名儒家的铜像随处可见; 7、成人、儿童读经活动广泛开展,儿童学校、读经班、讲座相继开办; 8、大量儒家论文、专着、丛书、杂志、期刊、电子报纸的出版,标志着儒家理论的普及和提高; 9、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祭孔、弘扬道教采取有限的支持和参与态度; 10、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儒家成分日益增多。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背景下出现的。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许多问题。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产业部门只关心GDP增长,忽视民生、安全、生态问题; 重商主义泛滥,导致欺诈猖獗、人性扭曲、道德沦丧。 例如,沉迷于经济竞争而忽视道德和商业道德,学校教育重科学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和人文教育,权力腐败、官员腐败、贪图享乐、不孝不敬、不尊重价值取向等问题。等等,人们开始从根本价值观的转变上寻求解决办法,越来越认识到倡导仁爱和谐价值观的儒家思想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人文素质、对待社会的重要作用。精神疾病。 俗话说:“丰衣足食者知礼,丰衣足食者知荣辱”。 各行各业都表现出了对儒学的强烈需求,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急需儒学的新时期。 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日益彰显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儒家文化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 我们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中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可或缺,也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热烈讨论和尊重中体会到了(比如国外的汉学热潮,儒家文化的建设和拓展)。孔子学院普遍受到欢迎)。 文化的特色和光辉。 这就是儒学在当代中国复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现代新儒学”的困境和理论局限性是什么?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由一群持有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具有现代世界管理意识的知识分子创立的,试图通过吸收西方文明来重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以抵制整体反社会的浪潮。传统思潮。 攻击和追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学派。 这一学派在中国的发展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落花落果”时期的曲折时期。 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全面西化思潮)和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现的总体反传统思潮的“文化回应”。 ——共产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大致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争”。 它是根据张君劢和熊十力改编的。 它在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中系统化,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 20世纪90年代国际新儒家思潮。 其主要思想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 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人也可纳入“现代新儒家”阵营。 现代新儒学做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其中以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等为最有成效的。 熊、牟弟子弟子众多,在台湾、香港形成一大教派,理论极为精深。 冯友兰是一位孤独的将军和统帅。 他虽然有弟子,但没有组建军队,建立宗派。 尽管他有理论,但并不复杂。

然而,现代新儒家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严重的理论缺陷:一是悲剧感过多,因而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开放的伟大成就并不能全面、公正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和西方新学术的本质。 其次,他们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挖掘或转移原本无法获得或极其贫乏的资源(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认识论等)的努力是半途而废的,充满了理论上的矛盾和混乱。 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纳儒”的思想,但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理解并不深刻。 例如,牟宗三提出“内圣造新外王”的命题。 仅从外王制度的运用来认识西方民主价值观,体现了他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性。 四是道统意识和道德保护意识较强,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多元文化包容性。 因此,它们在理论上显得相当主观和排他性。 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它是一个粗糙而非精确、矛盾而非一致的理论体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冯在一生中遭遇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 同时,冯氏在创立“新理学”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的影响。 受理论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过于注重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视了对儒家道德和人文精神的阐发。 因此,现代新儒学仍然只是回应性的、精英性的,还不能称为变革性的、大众性的。 当代新儒学的重建并没有随着熊、牟、风体系的完成而结束,而是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努力。

■您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在21世纪的定位和发展前景?

整个20世纪,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来看,是一个西方文化入侵、扩张、强行向东方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东方文化既反抗又学习西方文化,又排斥又吸收的时代。 纵观世界大局,20世纪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或者说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纪。 然而,世纪之交,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弊病层出不穷,出现社会道德危机迹象。 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似乎预示着东方文化的重新繁荣。 于是有人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亚洲的世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甚至“东风”的乐观展望。终将战胜西风”。 这些言论过分夸大了中国和平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体现了封闭的文化一元主义思想倾向。

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种文化相互竞争、共存、融合而不是统一的格局。 在此基本格局下,随着中国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儒家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将日益被认识到。 但必须看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并不总是同步进行的。 在中国这样现代化进程落后的地区,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只是这个合力结构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应该给新世纪的儒家文化一个正确的定位。 这个定位应该是:不求世界第一,只求分一杯羹。 也就是说,它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道德人文统一性,融入21世纪世界文化主流。

然而,传统儒学要想发挥新世纪的主流文化作用,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重构。 儒家改造和重建的基本任务是抛弃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道德(如“三纲”伦理、父权制、繁琐的礼仪),并创造新的儒家思想。其价值体系的选择、解释和重塑。 着力弘扬“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创造性地吸收非儒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家精神所容纳的人文思想资源(如民主政治等)。 、法治等价值观),走一条“新应用中学、应用西学儒学”的文化重构路径。 传统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忠、信、和、敬”为常用美德的核心价值体系。 它既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又能够接受和融合西方文化的特点。 普世价值,从而发展出一套面向生活实践的新儒家新体新用。 儒学只有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重构,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分,才能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思想转型,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森林中立足。 。 。

(作者吴光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中心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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