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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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传记

杨志刚拥有博士学位。 来自复旦大学历史系。 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文博系教授。 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礼仪与礼制史、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化研究。 出版了《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多种个人著作,目前正在推进《孔庙历史与传承》的研究。 兼任中国地方志工作组成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 多次被评为复旦大学本科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关于现代与传统关系的讨论不断。 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化进程始终是通过或通过打破传统来实现的。

近百年来,反映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反传统的声音特别响亮,而且往往是铺天盖地。 比如“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子铺子”,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批判的“食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思考,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我想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儒家礼文化依然具有生命力,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一个世纪的思考和行动

我不能忘记,在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歌舞祭孔时,很多学者不屑一顾。然而,年复一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它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毋庸置疑的保护对象

其实,这种想法和行动很早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将回到过去的百年,不管时间有多早。 为什么定为“100年”? 因为1911年,清朝被推翻;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算起来,已经一百多年了。 我们中国怎么了? 通过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未来的道路。 在这里,我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梁启超的。 梁启超在“1898维新”中做了什么,大家都知道。 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着迷于西方民主政治。 但民国成立后,他很快就看到了政治革命的后遗症。 他痛恨地说:“近十年来,忧国之士借政治革命之名,向世人宣扬。清朝灭亡后,世人要敬仰。据说,新政府形象会见于此。徐学真。此外,就是改德命,礼俗命,普通民生命,智者自保命,州府命,诸侯之命,革国万年,立之。” 中华民国成立了,革命成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了,但是很多人所希望的目标没有实现,令人失望。在这方面,梁启超做出了——在这篇题为《欧洲政治革命的原因》的文章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革命”,也就是革命和进步。后来,有学者将他的文化观概括为: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同时吸收西方文明,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梁启超的言行思想可以说是后来“新儒学”的先驱。

举第二个例子,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提出“大群儒学,制礼乐”。 后来,北京政府设立了礼制博物馆,专门管理礼制的编修。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打仗的同时也“作礼作乐”。 1943年,国立礼仪博物馆成立。 礼乐堂邀请了多位名人来做典礼。 曾在北碚举行会礼,制定《北泉礼仪》一书。 是按“五礼”安排的。 是哪“五礼”? 也就是说,“吉”、“嘉”、“君”、“宾”、“凶”在中国古代沿用了几千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43年,政府还在试图采用和延续传统的“五礼”形式。

第三个例子就是近十年的所谓“汉服运动”,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下民间对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反应。

今天,人们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对“汉服”做文章。 一些人在设计和提倡“汉服”的同时,复兴和利用古代礼仪,如公开举行冠礼、吉礼(古代男孩成年礼称“冠礼”,女孩成年礼称“冠礼”)。成年仪式被称为“珠宝仪式”))。 一些学校和政府部门也组织这样的活动。 或许有一些具有仪式意义的案例,形式本身容易被人认为肤浅,但如果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值得探究的。 或许再过20、30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学者们又要重新拾起这些例子。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十年来,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这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 汉服受到更多的关注,大概也和这样的身份问题有关。

2005年,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定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2006年,在首届中国文化遗产日之际,评选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518项。 其中有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以及其他一些祭祀活动,如黄帝陵祭祀(陕西省黄陵县)、炎帝祭祀(湖南省炎陵县)、大禹祭祀(绍兴)浙江省城市) )等。 至此,仿古礼仪或复古礼仪在国家制度层面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活动也得到了逐渐流行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支持。

我不能忘记,在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歌舞祭孔时,很多学者不屑一顾。 然而,年复一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它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毋庸置疑的保护对象。 变化极为明显,“儒家礼文化的现代余波”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现象。

儒教与礼教的形成与制度化

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儒家礼仪文化,对于历史,我们追求的是它的原初状态; 以后会有一些需要填写的填写项目是开放的。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则

同一个“儒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阶段始于春秋末期,孔子及其弟子创立“儒学”学派。 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是百家争鸣。 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互相攻击,互相驳斥。 当时,儒家是独立的思想流派之一。

第二阶段开始于汉武帝专尊儒学。 部分儒家思想被吸收到国家的意识形态中。 通过国家权力,逐步完成了“礼制儒化”和“法制儒化”。 其实礼在儒家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至少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周有周礼。 长期以来,“礼”的概念并不是儒家独有或排他性的。 但是,孔子通过传授和整理古籍,形成了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影响深远。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儒家坚持“礼”的立场和价值观,期待用“礼”建构未来社会。 他们不断整理礼书,在将礼制文本化的同时,将儒家的观点和观念与古代礼仪融为一体。 在此基础上,汉朝逐渐完成了礼制的儒化,让儒学与礼学交融交织。 法律的儒家化是后来完成的,就是你合法不合法,就看你是否正当,把礼的标准灌输到法律里面。

第三阶段始于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展开于宋代,延续至明清。 这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可以参考。 也可以从“庙学合一”的学庙(即官学系统中的文庙)的角度来观察。 这样的转变和演变,我称之为“教育的儒家化”。 随后,“儒学”的含义也扩大了:在宋代,读过书的人接受儒家价值观,相信孔子学说,崇拜孔子。 于是,“儒家”变成了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儒商”。 伴随着“儒学”范围的扩大,“儒礼”已全面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礼制儒化的过程中,儒家整理了大量文献,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识,编纂了许多重要的礼书,最后综合成《周礼》、《仪礼》、《礼记》。 西晋以来,朝廷根据这些礼典中的一些结构框架,编纂了国家的礼仪体系,如按照吉、甲、军、客、凶“五礼”制定礼仪。 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根据自己的要求对“五礼”进行了整理、修订和调整。

中华文化将纷繁复杂的礼仪编织成一个整体,编成《五礼》等制度,流传两千多年,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 也可想而知,为什么中国进入近代后,会有那么多人表示厌恶儒家礼仪。 但这对中华文化的稳定和延续、文明的高度发展有积极作用,其消极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可以充分讨论和思考。

在生活中,大家看到的往往是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行为、仪式,或者物质化的东西。 比如紫禁城,就是按照一定的礼仪理念建造的,就是礼仪的物化表现。 但是,古人在讨论礼的时候,会非常强调礼的内在价值,比如区分礼的“义”和礼的“义”。 义是内在的精神,礼是外在的表现。 先秦经典《左传》中记载:“是义也,非离也”,意思是“义”不是离。 如果缺少内在的东西,再讲究“礼”,也都是表面的。

礼的内在性还体现在礼与理、礼与情的关系上。 以礼仪与爱情的关系为例。 近代以来,很多人习惯于反对“礼”和“情”,认为“礼”是无情的,甚至是不人道的。 我们看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春》、《秋》,都包含着一种控诉,控诉社会和家庭伦理自相残杀,吞噬人的感情和人性。 其实历史一开始并不是这么想的。 司马迁强调“礼以人情”,礼法是根据感情制定的,礼只是感情的外化和发展。 历史上,礼与乐一直联系在一起。 有时以礼来托乐,有时以乐来托礼。 古人云“每声信出于情,则拨者心厚也”,就是音乐对礼仪作用的一种体现。 用众生的声音进入你的心,拨动你的心弦,创造一种内在的作用和影响。

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儒家礼仪文化,对于历史,我们追求的是它的原初状态; 以后会有一些需要填写的填写项目,是开放的。 当然,还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则。 因为礼有内在和外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填充物是可以实现的。 既然是某种“理”、“义”、“情”,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今天的理、义、情来继承、改造和发展。

礼仪的价值与作用

今天强调建设法治社会,光有法律是不够的。 如果人人都“披上法律的铠甲”,即使这个社会的法制健全,也依然是一个冰冷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

我们讲礼制度化,就是讲国家制度。 西晋以后,形成了颁布《五礼》的传统。 事实上,宋代以后,包括民间在内的一些个体也参与了制礼行为,他们所制的一些礼仪得到了国家的承认,甚至纳入了国家礼典。

比如《朱子家礼》。 朱子,即朱熹。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是不是朱熹,在清代是有争议的。 但近20多年来,有研究者重新确认其为朱熹所著。

朱熹写了一篇《家礼序》,里面有些话读起来很有意义,比如“三代,礼经备,今存,宫器衣冠之制,日常生活的出入都重要,已经不适合世俗了。妥协,或弃本顾尾,延实奔文。将无法与礼仪相提并论。” 大意是《礼记》所传之制度,多半已不适用于今。 向上。 虽然很多人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让它更接近他们现在的生活,但他们做得还不够好。 于是,他立志于此,写了《家礼》。 这部《家礼》贴近他当时的具体情况。 既符合传统,又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 这是一种改进的仪式。 这本书后来得到国家的承认,成为国家礼仪体系的一部分,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实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朱熹当时的感受是很相似和接近的。 在朱熹之前,司马光写了一本书,名叫《司马师书易》。 《朱子家礼》在《司马书礼》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和优化了古代礼仪。 《司马书义》的影响还不够大,但经过改进的《朱子家礼》逐渐流行起来,广为流传。 到了明清时期,几乎家喻户晓。 有的地方基本上家家户户买一卷。 没有这样一本书,就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和应对,不懂婚丧嫁娶,就会“举止不端”,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又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了。 年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别说婚嫁喜事,就是普通的人际交往,都极其需要有“证据”作为依托。 在中国经济崛起和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相比之下,包括行为文明在内的精神生活却陷入了困境。 比如,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旅游时有不文明、不雅的行为。 这是“行为失败”。 所以,当我读到上述《朱子家礼》的序言时,我觉得我们今天似乎也遇到了类似的尴尬和困难。 为此,当时的“司马光”和“朱熹”开始谈礼制礼,现在也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各个时代的巨大相似之处。

这里要分析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之一就与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有关。 比如司马光和朱熹,在当时都发现并看到了这种身份危机,而挑战主要来自佛教、道教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化。 《司马书仪》和《朱子家礼》都讲到“慎衣”(古代衣衣分离,做深衣需先上下裁衣,再连起来),“冠礼” ”。 司马光和朱熹都穿着深衣,虽然不被理解,甚至被嘲笑。 为什么要制定深衣制度,提倡穿深衣呢? 一是深衣制度包含了很多儒家观念,二是衣装问题体现了“夷夏之别”。 朱熹曾感叹当时流行“胡赋”、“兵赋”。 这与一些崇尚汉服的人的说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礼的价值和作用。

近代以来,对礼的价值和作用的批判颇多,说“礼”是糟粕,是很坏的东西。 例如,人们认为“礼”指的是等级、尊严和亲近。 我们在建设民主社会的今天,还能接受这些“礼”吗? 毋庸置疑,我们承认,儒家思想中确实有很多不适合今天的东西,需要加以批判和摒弃。 但我认为对待传统和儒家思想,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眼光,至少有两种态度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是批判的态度,一种是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两种态度缺一不可。 当然,在认识到仪式的积极价值的同时,不要忘记它也有消极的作用。 这有利于文化“自知”的形成。

我们在分析礼的价值和作用时,应尽量深入到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性。 有一年,“三月初三”上泗节期间,复旦燕园上演了一场古装盛会。 后来在网上看到一条评论:“美丽的三月,总需要某种仪式来铭记,才有了复旦尚思节。” 这多少有点深入人性。 二是社会。 我们需要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中去分析礼的价值和作用。

比如,今天强调建设法治社会,光有法律是不够的。 几年前,一名妇女因未婚“丈夫”拒绝在手术书上签字而死亡。 医院说他们不负责,大家都说他们不负责。 在这场悲剧中,在法律层面,似乎大家都是按章办事,无可非议。 但如果人人都“穿上法律的铠甲”,这个社会即使法制健全,也依然是一个冰冷的社会。 那么它缺少什么? 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 从这些层面上,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礼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找到有用的资源。

刚才我说了,对于未来,儒家思想和儒家礼仪文化是一个“填充物”,但不是随便填充的。 一方面,我们要给它自由的空间; 另一方面,它绝不能是任意的,而是有先决条件的。 比如,首先要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相适应。 此外,有必要区分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的不同特征。 比如,对于民间的“汉服”和古代礼仪现象,完全可以顺其自然,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侵犯他人。 但是,如果涉及到公权力,比如利用公权力推动类似礼仪的建设,就必须格外谨慎。

近100年来,风起云涌的“反传统”思潮,让国人习惯性地反叛、疏离传统。 在历史翻过这一页的今天,我们需要作出新的观察和反思。 今天的讲座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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