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问答丨徐飞儒家经济圈为何在全球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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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30日电:儒家经济圈为何在全球“出圈”?

 

作者:徐飞 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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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奇迹”、“汉江奇迹(韩国)”到“新加坡模式”、“中国奇迹”、“越南腾飞”……纵观历史,儒家经济圈内的经济体不断“走出去” “圆”创造奇迹,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不容忽视的耀眼存在。

放眼世界,随着儒家经济圈不断“扩大”,圈内不少经济体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已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

儒家经济圈在全球“出圈”之路何在? 其背后的“儒家思想”对现代商业文明有何重要价值? 国际环境面临重大变化,“东方智慧”如何助力“破局”?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儒家经济圈及其文化内涵

儒家经济圈的概念是以儒家文化圈为基础的。 儒家文化圈是一个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都使用汉字、共享文言文的文化区域。 覆盖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 这是一个用儒家文化构建基本社会的领域。 集体。

儒家经济圈在地理、人口上与儒家文化圈相对应,泛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 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8个经济体。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主要是由于二战后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地区经济的整体崛起。 20世纪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个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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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站改造工程期间,京沪线、京广线正在拨通普速铁路线。 建筑工人与大型机械一起作业。贾天勇 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推进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超过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十年来,越南经济发展非常强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总之,这些年来,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八个新兴经济体都来自儒家文化圈,儒家经济圈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

通常,人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时,关注的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创业和制度五大要素,而忽视或没有给予文化因素足够的重视。 提出儒家经济圈概念的最大意义在于,文化是经济发展最深层的“赋能”因素和最隐秘的成功密码。 它是上述五种元素中最低的“元元素”。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兴则国家兴。 文化强则经济强、民族强。 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从(意识形态)文化维度审视经济发展,可以得到比以前更深刻的见解。

“走出”儒家经济圈之道

儒家经济圈内的经济体不断“爆发”创造奇迹,其成功可以从以下七个维度来解读。

在文化维度上,我们崇尚“礼”“仁”,讲究秩序。 儒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善性论”是弘扬仁政、实行人文、人性管理的基础。 圈内国家/地区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并根据人性的特点进行管理。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礼”,追求一种稳定、有章可循的社会形态。 礼仪是规则、命令。 一切符合规则的礼仪,是规则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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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沟青花布印染技艺”制作的孔子肖像亮相泰安市举办的“河之约:2021黄河流域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活动山东省 鲁岩 摄

在治理方面,我们主张有效的市场和有前途的政府。 儒家经济圈内的国家/地区实行相对集中、高度重视政府作用的发展模式。 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既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运行,又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预。 还发挥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各自的比较优势。

在模式维度,我们坚持和而不同,坚持包容。 儒家经济界承认多元文化,主张文明对话、文化和谐,宽容、开放、协商。 圈内国家/地区普遍实行开放政策。 其突出优点是不排他性、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风格、发展模式、管理经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在教育层面,我们倡导尊师重教,提倡无差别教学。 儒家经济圈的经济奇迹与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劳动力密不可分。 儒家经济界一直认为“前人不如后人”、“再穷也不能缺少教育”。 同时,圈内经济体普遍认同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力求教育公平,努力为青年学生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台北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园内竖立着孔子铜像和校训“诚、正、勤、朴”。

在社会维度上,我们提倡“温柔、尊重、节俭、让步”,承认“家国同构”。 “温良、恭俭”的意思是温柔、善良、恭敬、节俭、谦虚。 和平、不极端、非暴力、守法的态度,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家国同构”的认识所产生的强大组织力和动员力,可以转化为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竞争力。

在决策者维度,我们注重个人修养,尊重精英治理。 儒商信奉“修己以平人”、“人正,不言而行;人不正,虽言不从”。 管理者注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名利观,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提高自身管理素质,完善企业家人格。 儒商哲学主张“义利合一”、“士之魂与才”。 它将仁、人格、修养、友谊等作为行为的基础,力求将《论语》与《算盘》完美地融为一体。

在劳动力方面,要肯吃苦耐劳,提倡勤奋好学。 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工作能力历来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儒家思想教育、培育、培养了人民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务实吃苦的民族品格。 这些人物与现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非常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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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处建筑工地,建筑工人正在浇水降温。孙文潭 摄

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的价值

支撑儒家经济圈整体崛起的儒家思想文化对于当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商业文明新形态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这篇文章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是精神价值和动力价值。 儒家学的是“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对于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方面,儒家“内圣”学说可以为经济活动中塑造道德人格和市场伦理提供精神滋养; 另一方面,儒家的“外王”理论可以经过解读和改造,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儒家经济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特点是正义与利益并重,力求道德修养与经济发展相统一。 今天,这种务实精神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的市场参与意识,而且能够成为东方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开创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新道路。

二是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 儒家文化可以培育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文化和企业道德,主要体现在注重人性化管理、强调集体主义、崇尚团队精神、强调秩序团结、崇尚整体思维、强调社会责任和环境价值等。

在浙江省瑞安市瑞丽职业技术学校,川南县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操作机械臂。孙林 摄

传统经济学和商业认为,“逐利”是企业经营的原动力。 现代新商业文明应转向现代商业的“价值共创、共享”,遵循竞争与合作、共生、共创、共享、包容、包容的原则,全面关注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价值、股东价值以及该人的其他相关利益。 同时,我们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优先的原则,注重绿色低碳、回收再利用,致力于可持续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和自然。

国际大变革需要“东方智慧”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体系和世界力量呈现出明显的“东升西落”趋势。 随着西方现代性日益暴露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危害,从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的总体考虑,北美、西欧、东亚这三个世界上最有实力、活力、潜力的地区尤其是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高度认可,我更加看好东亚。 儒家经济圈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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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外滩江边灯火通明,市民纳凉休憩,欣赏浦江两岸夜景。周东超 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指出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儒家文化。 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亚洲成功的原因归功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秩序、纪律、家庭责任、勤奋、集体主义、节俭等。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20世纪70年代还郑重预言,世界未来的文明将是儒家文明,因为忠孝仁义的儒家文明是人类最自然的文明。 。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儒家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 时至今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以义节利”的行为准则、“宁可过错”的自律意识“不奢而奢”,以及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中对可持续经营的强调。 国家的发展观,以及以天下为民、民为本、以德治国、革故鼎新、任人唯贤为代表的世界观,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守信和谐,与邻为善。 世界观、社会观、道德观为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面对巨变的时代,儒家经济界需要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入的探索。 同时,需要更有效地推动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全球现代经济做出贡献。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永恒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儒家文化本身只有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推动和完善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新形态,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和繁荣。 (超过)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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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飞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处级)。 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院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兼任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学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创新创业创造50人论坛主席、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会主任北京大学北京世界伦理研究院(WEIB)基地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出版专着、翻译教材20余部,在国内外权威核心期刊以及《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发表文章。 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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