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迷恋道教 寄国之希望于绘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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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宋徽宗赵佶

赵佶(1082-1135年)出生于元丰五年的宋宫里,其生日正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其母在怀他之前,其父神宗曾去秘书省赏阅南唐李后主的肖像,生赵佶时,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使后来的宋徽宗“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这虽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但却暗示了赵佶的命运与李煜何其相似。《宋史》贬斥他为人“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为政“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为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从到艺术,给予彻底否定。事实上,宋徽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客观地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这时的宫廷绘画获得了空前的业绩。宋徽宗重在管理宫廷文化机构而忽略掌管国家社稷,以宫廷艺术的进展代替民族兴旺,“文治”的极端化必然会出现弊端,即“艺治”削弱了。

崇道抑佛 无心 寄国之希望于艺术创作

徽宗登基伊始,在物质享受方面,找到了“丰亨豫大”的理论,曲意引用《周易》之句“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鼓吹当今已是太平盛世,君王应心安理得地尽情享受天地物华。他采取崇道抑佛的国策,特别是在政和末至宣和初,他听信林灵素妖言,诋毁佛教,“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赵佶深信崇仰道教将会给国运带来转机,他常常身着紫道袍,被奉为“教主道君皇帝”和“道君太上皇帝”。他编撰道教历史书籍,如一部《仙史》收录五万名道,刘混康、王老志、林灵素等道士相继受到他的恩宠。他的治国之策大多来自于妖道们的呓语和妄言,如政和七年,一位道士向他献计:将宫墙外东北部的地面增高,必有多子之福。于是,赵佶在那里堆成一座万岁山,完全按照道教八卦所列的艮方叠土数仞而成,故更名艮岳,耗时六年之久,靡费国资不计其数。艮岳占地方圆十余里,其间除营建了许多亭台楼阁之外,还命童贯、朱勔等奸佞之臣操办花石纲。除此之外,他还营造、修建了规模与之相当的延福宫、宝真宫、龙德宫、九成宫和五岳观等道教宫观,用石累以万计。这些巨大的营造工程为宋徽宗提供了行乐、赏玩和搜寻创作灵感的场所。

徽宗的大部分“政绩”就是他精心绘制的诸多祥禽瑞草。徽宗在赐宴时,常常向群臣宣示新作,昭示国运将临。在徽宗看来,描绘祥瑞之物的工笔花鸟画不但是艺术创作,而且是祈祷国家和民族福祉的独特形式,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对此,他迷信至极。他要在大自然中发现那些预示国家运兆的祥禽瑞草,并把他们图绘下来,集腋成裘,永世珍藏,如端门上空的白鹤、玲珑石上的瑞草、芙蓉枝头的锦鸡、杏花枝上的鹦鹉等等。这些使徽宗和臣子们沉浸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国运”幻境里而贻误了多少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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